電影，究竟能做些什麼？

在《綠洲》重映與劇本書出版之際，我們訪問導演兼小說家李滄東，請他聊聊《綠洲》中的愛情與幻想；電影中的樹影、反光、雨滴等日常生活意象；以及寫小說與拍電影做為「寫情書」與「溝通」的異同—無論現實帶來什麼樣的絕望，我們在電影的幻想中始終自由。

鄭秉泓、編輯部／訪綱・江江／翻譯・馬可孛羅／特別感謝


▲馬可孛羅／圖像提供
李滄東
小說家、導演、編劇、製片人。早年寫小說，曾獲韓國日報創作文學獎。一九九七年開始拍電影，代表作為《薄荷糖》、《綠洲》、《密陽》、《生命之詩》和《燃燒烈愛》等。二〇〇二年憑藉《綠洲》榮獲第五十九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二〇一〇年憑藉《生命之詩》榮獲第六十三屆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第五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導演及第四屆亞太電影大獎最佳導演等多項大獎；二〇一八年憑藉《燃燒烈愛》榮獲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大獎。曾任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長、釜山影展評審委員、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週評審委員與金馬獎決選評審。

只屬於兩個人的幻想

Q.看過《綠洲》（오아시스，2002）的觀眾，都會對公主房間牆壁上的掛布畫印象深刻。可以聊聊這幅掛布畫嗎？

A.患有腦性麻痺的障礙者因為行動不便，很容易被困在封閉的空間裡，特別是女性障礙者更是如此。我想，對於被困在狹窄房間裡的韓公主而言，房間的某個角落應該要有一個能讓她擺脫現實、將想像力拓展至幻想世界的壁掛裝飾。雖然那是極其常見且老套的東西，但對韓公主而言，那幅綠洲壁掛是她唯一的幻想來源。當我先想到那幅綠洲壁掛之後，便很自然地聯想到，壁掛圖畫中的小象、印度女人和孩子會走進她現實中的房間。

因為《綠洲》是一部在對「幻想」提出質問的電影。同時，它也是一部關於幻想與電影之間界線的電影。我想透過讓這些事物出現在狹窄而寒酸的公寓房間裡的場景，讓觀眾去體驗何謂「電影式的幻想」。

Q.在《綠洲》中，除了鐘斗和公主的幻想之外，兩人的哥哥分別對他們加諸的暴力與惡意也讓觀眾印象深刻，辦案警察更因偏見而斷定鐘斗是犯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綠洲》不只是兩個社會邊緣人的愛情故事，也是在對抗父權和國家體制嗎？

A.洪鐘斗這個存在，並不是在反抗韓國社會的國家權威或父權。他在社會中是一個完全沒有立足之地的人，所有人都討厭他、沒有人能理解他，這一點至關重要。他有時候像個小孩子，有時候又像個傻瓜。他在現代社會中，要求著那些不被接納的事物，試圖去做到那些無法被達成的事。他反抗的是那些支配著我們日常生活的偽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常識」。他去感受世界以及行動的方式本身，就是反社會的。

我認為，當《綠洲》這部電影跟隨著他這樣的人物展開，電影本身就會與觀眾的常識和既定觀念產生劇烈的碰撞。